既然责任是明确的，应当允许审委会按照民主集中制依法决断，而非确认预先设定的结论。

数治已成为大数据时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本事实。2002年，我国出台首个国家电子政务总体规划，强调政府利用IT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改善公众信息服务，塑造电子化、网络化行政活动过程，促进无需在场的行政技术转型。

算法透明度要求可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要求：对于一般公众可理解、不存在技术隔阂的算法，应当无条件公开，除非该算法因特定治理需要(如预防式执法的警力配置)经法定程序被认定为应当保密。在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融合的进程中，这一要求已开始受到公共政策层面的重视。法治的规则之治、理由之治具有一定的工具意义，这些工具最终都指向法治的价值系统。在时空维度，数治实践往往表现为新老问题的交织：传统行政法所关注的权力行使的恣意、裁量滥用、正当程序缺失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被数治放大或以新的形态呈现。另一种观点认为，数治技术的广泛应用并未对法治系统构成根本性挑战，不应过度估计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应用对法治系统的影响，现有的法治系统只需适当调适，便可以应对数治实践带来的挑战。

对大数据技术、算法技术等技术权力的占有和行使，需要很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限于篇幅，本文仅针对算法行政的适用范围及适用程序两个方面，探讨相应的法律控制技术。[14] 登特列夫对自然法中道德与法律关系更完整更全面的介绍和论述，有心的读者可以看他的《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第六章、法律与道德。

那位通过法则来下命令的人是制法者或立法者。圣托马斯说：自然法的第一诫律，就是‘行善避恶。从我们上面的回溯来看，西方法学界在探讨这个问题的隐阶段，其主要论说集中在自然法的的思想中，而登特列夫满含期待的长篇大论的归纳，能给人明晰观念的就是圣托马斯所说的自然法的第一诫律，就是‘行善避恶。[13] 同上，第112—113页。

他也承认：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与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时常是彼此一致的。[55] 同上，第36页，黑体字原文中以重点号标示。

[44]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著，舒国滢译：《法律智慧警句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一个不确切尊重诸般权利的社会，不会有法规。[7] 更详尽的论述，见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6页。[6] 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97—98页。

这类批评也使我们认清：法律与道德这两个领域之间确有比表面所见的更密切的联系。人们就想到（也许不是很自觉地），这种情况可以或者从法律角度出发来判断，或者从道德角度出发来判断，但从一个角度出发的判断就排斥了从另一角度出发的判断。[45]即是将道德作为法律的根本。[16]康德是把道德与法律区分开来，二者的交集也不多，但康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将道德与法律都交由他的绝对命令来统摄，道德与法律只是绝对命令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人类的法律一旦背离了自然法，便不复合法。因此，严存生先生把自然法盛行时期称作道德与法的潜阶段，不无道理。

甚至如哈特，他在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时，并不否定道德的重要性，也认为在法律中有道德方面的考虑或道德内蕴，只是否定法律与道德有必然联系。他们很可能会指出：社会生活乃是一种道德义务，没有哪一方面的生活可以说是完全与道德无关的，道德价值无可避免地倾向了在社会条件中（亦即在法律条件中）被实现。

[29]把他推到了否定道德与法律有密切联系的法学家的前列。[30]认为这些东西（道德感觉、上帝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道从出于人性，是对人性的认识、遵循、规约、引领，而人类的食色本性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呈现出性善、性恶、性无善无恶诸多表现，因之而有德、礼、法等社会设置与之对应。要么意味着，我仇恨法律，我拒绝遵守法律，我仇恨的原因，我拒绝的原因，在于我发现承认它将是不便利的。禁止杀人、强奸、抢劫和伤害人体，调整两性关系，制止在合意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中欺诈与失信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事例。[12] 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

康德把绝对命令表述为：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惟一不同的是早期理论家在从他们所谓第一‘自明原理引申出种种推论和应用时，较为小心谨慎而已。

[41] （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6页。[24]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页。

但是，他有一个区分却有可取之处：道德只知道义务，不知道请求，只知道责任，却不知道何以有责任。但当他们说法律‘只对行为有所要求时（如胡克），或者他们强调正义之对象是‘外在动作时（如圣托马斯），并不像我们这样把‘外在性视为标别国家行动领域的一个标记。

在我们的理论中，道德与权利是对立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道德的实现，往往意味着权利的受阻或损失。这个推论反过来也成立：一切现存的法律都是道德的，因为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不可能存在。指出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客观上也是存在的呀! 另一些西方法学家则是从统一性或并重的意义上来理鲜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在这里我看到伦理属于利他心的世界，相信川岛武宜是把伦理与道德混同了。

[28] 我们再来看一下否定道德与法律有密切联系的法学家的观点。而在历史法学、实证法学或分析法学的联合挤兑下，自然法的道德感召在现实中又显得那么疲弱。

但是，我依然不能发现，这种对比和如此称谓，是没有问题的。[8] 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5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康德的道德与法律，都是遵循绝对命令的。[27]沿此前进，川岛武宜可能会有更高的建树，可惜的是，他却倒退了，他在资本主义的利己心中找到了利他心的存在，并把它换算成资本主义的伦理，内设于资本主义的法律中。

[37] 哈特说： 法律反映道德的方式不可胜数，人们的研究至今都无法穷尽：成文法或许只是法律的外壳，要求借助于道德原则去实现。[21] 参见本书第181页博登海默的引文。道德则使自己限于要求：你勿杀人。……事实是，‘外在事务与‘内在事务之区别，在今天也仍然跟自然法理论的黄金时代一样，都只是变动不居的与近似的，我们很难根据任何理论上的理由认为近代国家所课予我们的若干义务（如服兵役）是纯粹外在的义务。

其他的更像意识形态的说教。庞德：《法律与道德》，第81页。

有了以上的了解，我们再来理解康德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就会相对容易些了，他说：一项道德的实践法则是一个命题，它包含着绝对命令（戒律）。‘法实证主义者不能否认这些都是事实，也不能否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部分地依赖于法律和道德的这些对应。

况且哈特也说得比较中肯：对于支持者而言，这批评只是在表面上吹毛求疵，却忽略了更深层的真理。[15]似乎一开始就把道德与法律截然分开，以致博登海默也认为，康德代表了他那个时代把道德从法律中解放出来的现实运动。